亚拿•珍妮•摩尔•普赖斯 | 世代全书
亚拿·珍妮·摩尔·普赖斯
生于1927年10月6日，现居住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
在威廉·伯兰罕早期的事工中，她作为一名《医治之声》小组中的成员，起了重要的作用。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在我们教堂即“生命堂”上午的聚会时，已经宣布了他要来。我爸爸杰克·摩尔是牧师，听说在阿肯色州那边有一位传道人在一些教会里举办了很不寻常的复兴聚会，所以，我爸爸就为那位不认识的传道人路过时安排他在星期天晚上的聚会上讲道，因为他一路要经过什里夫波特，去德克萨斯州举办几场聚会。
我很清晰地记得那个星期天下午的情形。我刚刚二十岁，正在电话里与人谈话。当我从前面的窗户看出去，看见一辆1938年的两门福特车拐进我们的车道。有一根松鼠尾巴吊在天线上飘扬，我以为是某个小孩来看我弟弟，所以，我继续打电话。我看着那司机下了车，站在那里四下张望；我不知道要不要出去看看他是谁，他在找谁。但突然，我被他那双深陷眼睛的表情抓住了，它们似乎有很深的洞察力，不知什么原因，我感到眼泪流了下来，我就站在窗边哭。
那是1947年，但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深深的眼神，感觉到这不是个普通人，多么真实啊！将来的岁月会证实这点，因为我们的生命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变，其他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也发生了同样的转变。
在我们那个挤满了的教堂里聚会完后，我们的新朋友被邀请到家里。我母亲端到桌上的美餐尝起来可能会有点咸，因为当他低头祷告时，眼泪滴了下来。
第一次与伯兰罕弟兄见面后，我完全改变了。那时我仍在上学，并准备去上商业学院，所以，我不能常常离开。但有个好朋友跟着他的聚会跑，她会打电话或写信告诉我她正经历到的事。我们俩都表示物质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显得很不重要，甚至买新衣服似乎也不再令人兴奋了。
我爸爸是个很慷慨的人，当他遇见威廉·伯兰罕时，他们都被对方所吸引。他们俩都有仁慈的性格和谦卑的灵；也都不求名利。他们两人无私的品性证实了他们纯正的动机：为要荣神益人。
其他人一直很想控制和推广这样一个罕见的恩赐，但我父亲确信，伯兰罕弟兄的事工应该面向成千上万的人而不是成百上千的人，所以，他就请假，放下生意和教会，为了在南部各州直至西北部各州的公共大礼堂和教堂中安排聚会。
神迹、医治和悔改归主的事到处发生，不久，发行一些出版物的需要变得明显，可以用文字来传播神的这种运行。在加利福尼亚的聚会期间，爸爸飞到俄勒冈州跟一位老朋友高登·林赛，他不仅是位牧师，而且是个作家；重新联系上，并邀请他去参加聚会。他看到那晚所发生的事后，就把他的教会交给他妻子弗里达负责，与伯兰罕一行出去，在聚会中帮忙，以及安排在俄勒冈州和加拿大的布道大会。他还收集了各种医治见证，把它们登载在我们刚创办的杂志上。我们的意图是要借着林赛弟兄的文笔来加强刚创办的出版物，在1948年4月，我们从什里夫波特寄出了第一本《医治之声》杂志。
首期刊物全都放在了我母亲的餐桌上。刊头列出的是：高登·林赛是主编，我是管理总编，杰克·摩尔是副主编，威廉·伯兰罕是发行人。它只有八页，但很快就增加到12页，然后到16页。不久，我们就把办公室从车库移到我爸爸特意清空出来的两间仓库。一美元又一美元的捐献开始汇进来，最后我们不得不向印刷厂订每月十万份左右的杂志。其他传道人的布道大会日程表就需要一页半的纸。人们都得救，得医治了，神得了荣耀。
我没有受过正规的新闻工作训练，只上过一门短课程，但在许多方面，工作还是容易的，因为我们有这么多的材料。人们会送来他们的见证，林赛弟兄会在聚会中与他们交谈，并拍些得医治之人的照片。然后，他会邮寄（当然，还没有传真和电子邮件）他的报道来，弗里达和我会从那点开始编写。我们的工作做得很完满。
伯兰罕弟兄不寻常的事工点燃了信心之火并蔓延到全国。牧师、传福音的、普通信徒和商人们离开聚会时信心都得到了鼓舞，见证了那些超自然的彰显，搅动了信徒和非信徒。那些对信心医治想得不多的人现在他们自己也得了医治和神迹。但从来没有其他的人有像伯兰罕弟兄一样的恩赐。它是独一无二的，超过我们所看见过的一切。
在早期的大会中，在我们开始出版前，当伯兰罕弟兄在祷告队列中服事个人时，我常常会在聚会中弹钢琴。他想听柔和的背景音乐“只要相信”。我从钢琴那边近得足以看见会众不可能看到的事情，就像当他说出她医生的名字，复述她医生在那星期前对她说的话时，那妇人脸上的惊奇表情；或者，当一个男人知道那双富于渗透力的眼睛一定看透他的秘密生活时所表现出来的震惊，以及当伯兰罕弟兄与他说话，为他祷告，把手捂住话筒时，他松了一口气的表情。
从我坐着的钢琴位上还看到一些很惊奇的脸色。在达拉斯，W.V.格兰特弟兄当时所在的教会里，我爸爸和我在祷告队列事奉期间都在台上，一位女士上来，伯兰罕弟兄说她的信心很弱。他就鼓励人要相信，因为那天使曾告诉他：“你若能让人相信你，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在你祷告面前站立得住。”伯兰罕弟兄对她说：“姐妹，若我说出你的名字，你会相信主与我同在吗？”接着，他说：“是…是的，你叫斯多特太太。”
她说：“不，不是！”
他说：“不……你的名字叫斯特朗太太。”
她说：“是的！”然后，他解释说，有时他的异象是象征性的，他看见一条肌肉发达的胳膊，当然这两个字都有这样的意思。我记得，当时，我大大松了一口气。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看见有人会在祷告队列里说“不”。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看起来其他人也是这样。
当然，它向所有在场的批评者证实：他并不是通过耳机从建筑物的另一端接听到有人把她的名字写下来的信息。那种事真的在其他类似事工的传道人身上发生过几次。所以，他真是很好，解释了他在台上所见到异象的样子。
爸爸杰克告诉我们，有时在海外，他会说出那人住的街名，帮助他们相信。若那是伯兰罕弟兄不知道如何发音的外国语，他就会把字母拼出来。它从来没有错过。
人们常常问我，在我记忆中最突出的神迹是什么，我总是说是国会议员阿普肖的事。
我本人从来没有听说过威廉·阿普肖博士，虽然他曾是著名的南方浸信会传道人，南方浸信会年会的副主席，从乔治亚州来的“残疾的国会议员”。在他青少年时，一场事故伤了他的脊椎骨，使他一生都要用拐杖和轮椅。
1951年，85岁的他和他妻子到洛杉机出席在李罗伊·考普牧师教会里举办的伯兰罕大会，他奇迹般地得了医治。从那时起，那对可爱的老夫妇到欧洲和美国旅行，见证他所得的神迹。甚至在国会中，他站在那些在他只两任期内同坐的议员们面前，为这个无人能否认的神迹称颂神。
我提到这件事，是因为这位国会议员在我的生命中也扮演了一个特别的角色。
到我24岁那年，我做《医治之声》的助理编辑已有4年了。我遇到了唐·普赖斯，一位很好的年轻传道人，那时杂志已经开始发行，他第一次见到我时就告诉我：主告诉他：“她就是，”但我不同意这点。我觉得已经很深地参与到这个重要的事工，没有太多的时间来考虑个人的事。但他只知道主曾告诉他我是他的，所以他等了三年多。
一个晚上，我梦见在一场聚会中，伯兰罕弟兄转身指着我说了几个字。很奇怪，我怎么也记不起来他说了些什么，但因他的声明，结果使我打电话到加拿大，那时唐正在那里讲道，我告诉他说：“是的，我要嫁给你。”这点的确显明了伯兰罕弟兄对我生命的极大影响力。
唐早已定好去欧洲的九个月巡回传道，我们俩都计划参加在伦敦召开的世界五旬节派大会，所以，我们决定在大会期间结婚。然而，1952年6月，当我和父母亲到达那里时，唐来接我们，并告诉我们他办了结婚证，但法律要求我们等三个星期后才能结婚。而我们只能在那里呆两个星期。
有人告诉唐可以请求坎特伯雷大主教得到特别的证书，他请求了，但我们的特别证书只能用在国立教会里。我们不认识英国国立教会的任何人，但有一个办事员提议他可以跟圣玛格丽特礼拜堂的院长说一声，这礼拜堂位于伦敦历史上著名的威斯敏斯特修道院内。唐跟威尔科克斯院长解释了我们的情况，他曾当过随军牧师，愿意帮我们一个大忙， “为美国人做些美好的事”。
所以，唐和我在威斯敏斯特修道院内结婚，我爸爸作为新郎的“伴郎”，妈妈作我唯一的伴娘。阿普肖弟兄自愿陪我走到坛前，把新娘交给新郎。那天，所展示的是一件奇迹，这位可爱的老绅士直挺、稳健，伸出手臂让我挽着，陪同我走下通道。然后，他不仅使我们吃惊，也使宾客和观看的人吃惊，他转过身说声对不起，就昂首阔步地走到人群中间，作他的见证！他89岁了，在他剩下的时间里，去各地旅行，报告他的神迹，激发人对神之应许的信心，以及对伯兰罕弟兄不寻常的医治事工的信心。
1964年，伯兰罕弟兄私下告诉我爸爸和我：他看到一个有关他自己和我丈夫的异象，他们一起在地的高处传道。到了1966年10月，他们俩都被召回了天家。
从1948年4月起，《医治之声》杂志每月都出版，在1970年，刊名被改为《列国归主》。直到那时，伯兰罕弟兄在地上可见的事工就结束了，高登·林赛弟兄感到有开办一间圣经学校的需要，为向全世界传播福音真理的工作提供训练。几乎有3万个学生就读了《列国归主》学院。
我实在很高兴，1948年这伟大的工作一开始，我的生命就投入在其中。虽然我没有读完大学，但得到了生命改变的经历，或许这也等同于一个学位。
神的音乐家从来不死，
我们只是没说再见就“弹完曲子”，
用天堂更高的音调所弹奏的音乐充满空间，最后，终于得到了我们主人的学位！
荣耀归于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