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罗丽斯•伯兰罕•费勒 | 世代全书

德罗丽斯·伯兰罕·费勒

生于1929年11月2日，现居住在印第安纳州查尔斯顿

威廉·伯兰罕唯一的妹妹，是十个孩子中最小的。

比尔是家里的老大。我出生时，他已经二十岁，他为我起名叫费伊·德罗丽斯·拉默娜。有了九个男孩后，因为我是最后的一个，又是唯一的女孩，所以，我猜想，他把自己所喜爱的名字一下子全都用上了。

我最早能记得比尔的大概是我五岁时的那个圣诞节。我们没有太多的东西，教堂是全新的。他正在分桔子给孩子们。

大家都知道我爸爸酗酒，因为某种原因，他也参加聚会。所有其他的小孩子都走上去拿他们的桔子，但他们要让我等到最后一个，因为我是伯兰罕家的女孩。我爸爸一定是喝了酒，因为他把我抱起来，直接带我到前面，比尔就把桔子递给了我。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事，爸爸怎样把我带到那里，排在所有小朋友的前面，好像是在说：“现在，德罗丽斯要拿她的桔子了！”

我很受保护。妈妈总是把我关在家里，远离那些男孩子和那些东西。我大约十岁时，比尔在米尔顿的河里为我施洗。作为孩子，我们总是与众不同。人们会取笑我们，我对此并不感到难堪，因为我们所信的太不一样了。我们留着长头发，他们认为我们是怪人。这对一个小孩子有点难接受，但当你长大一些，就知道这没有什么。我们正在准备回我们来的地方。

比尔和我很少单独在一起，我很抱歉这样说，他总是出去。就在我要结婚前，比尔说：“我要带你出去，和你谈一谈。”所以，我们去了乡村的某个地方。那时，他为公共服务公司检查高压线路。我们坐在那里谈话，真是很甜美。他提醒我结婚不单是一件要做的事，它也是终身的承诺。他向我解释了朱尼是多么英俊，满头是棕色的卷发，我又很健康，但年轻和美丽将会消褪。“到那时，你还认为他是你现在认为的他吗？你为那样的承诺准备好了吗？”他问我。我告诉他是的，他为我做了祷告。

我必须承认，我有脾气；我真的有坏脾气。我结婚时，比尔说：“我要给她六个月的时间。”但它持续了二十多年。在九月十一日上午十点，一个炎热的星期六早上，他在伯兰罕堂里为我们主持了婚礼仪式。然而，那时他病得很重。比尔穿着一套白色西装站在那里，因为他发着高烧，为了防止受冷，就穿着保暖的内衣裤。他为我们证婚，但自己却病得像狗一样。

后来，随着生命的长大，我开始意识到比尔是什么样的人。现在，我年纪越大，越赞赏他的为人和他所任的职分。这是我们家里真正失去的一件东西，好像其他人都比我们先到，他们真的是这样。有生病的人，他给予这世界很多。比尔告诉我们的任何事，我们都接受，因为我们知道他是对的。

我们与比尔共处的时间很少，但我们知道若我们需要他，尤其是在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就会打电话给他。

有一次，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心里有件事极想与比尔谈一谈（我没有其他人可以谈的），我就去到他家里。那时，美达住在亚利桑那州，他自己一人住在家里。他与我谈了，还跟我一起做了祷告。他说：“妹妹，你知道我祷告时所见的、说过很多次的那光吗？”

我说：“知道。”

他说：“呐，现在，它正悬挂在你头上。”这是我能回忆起有关比尔的最宝贵的记忆之一。他当时站在那里，穿着牛仔裤，系着一根牛仔皮带。我决不会忘记那情景，我甚至没想到他会穿着衬衣靠在柜子上。

我知道有很多次，百加和撒拉会来我家与我的孩子一起玩，因为有人在她们家里，还有病人在车道上。你进不去，她们也不能出来在院子里玩，但她们会来到妈妈家，在她的后院里玩。她们在外面玩，弄脏了，妈妈也不在乎。当比尔在尽职时，任何事情对他来说都是个帮助。美达连一分钟的空闲时间都没有，一直有人在那里，人们接连不断地进来。

妈妈是个典型的、老式的乡村妇女。很朴素、直率、需求很少。她从来不是个自负的人，是人所能有的最了不起的母亲之一。她对我们很严格；对男孩子她也尽量严格。当然，她得自已把他们养大。我爸爸去世时，我很小，大约7岁，妈妈必须养活一家人；她一生勤劳地工作。起初，她在杰弗逊维尔船码头为船员们提供伙食。她为那些称为“海上人”的人煮饭并在后院里用洗衣板为他们洗衣服。当大船开进杰弗逊维尔船码头时，海员们就都会到岸上来吃。

妈妈需要人帮忙，所以，玛米阿姨从肯塔基州过来为她工作。后来，我们搬到另一个街区的一幢更大的房子，位于枫树街，她一直住在这房子，直到去世。她把楼上的房间当作寄宿用。妈妈和玛米阿姨煮饭和洗衣服，我做清洁和洗碗碟。这就是为什么到了今天我会说我再也不洗碗碟了；若没有洗碗机，我甚至不愿洗。在战争期间，我们还为这里弹药厂的工人送午餐盒饭。

有一次，她除了为十五个寄宿者煮饭、洗衣服以外，还要加上那时仍住在家里的孩子或顺道来看她的孩子。

妈妈很为比尔感到自豪；她只知道他是神的先知，但她感到对不起他，很想念他。我们都很想与他呆在一起。说实在的，我想我们都有点怨恨。我们很为他所做的事感到自豪，然而更想多与他呆在一起。同时，我们知道他是个非常特别的人；我还是少女时，就认识到这点。他怎么会明白圣经和所有其他的教导，就像那些学者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所学到的呢？但那些就是给比尔的。不是他没有学习，但那必须是神给他的。一个未受过教育、来自很贫穷的家庭，没有什么东西的小个子—这点一直使我们惊讶不已；我们总是很感谢神。

我们得知那场事故时，都惊呆了。比利·保罗从德克萨斯州阿马里洛打电话来，说：“如果你们想见到活着的爸爸，那么最好现在就来。”我们没有什么钱，只是劳动人民，但朱尼刚刚才拿到工资；他是个砌砖工人。我坐进汽车，开到他正在做工的地方，告诉他：“我必须去见比尔。”他说：“我不能与你一起去；我不想留下孩子们不管，万一发生什么事，就没有人照看家了，但你可以去。”

我从来没有坐过飞机，我能够坐一架从路易斯维尔到圣路易斯的飞机。那里有一群士兵，有点像是一次紧急飞行。我很惊恐，处于一种震惊的状态，对害怕有点麻木了。我们到了圣路易斯，他们已经为我定好了下一趟飞机。我一下第一架飞机，乘务员就抓着我的手，我们一路小跑；天很冷。朱尼买了一条漂亮的大衣作为圣诞礼物给我，是一条红色斜纹软呢大衣，配上一个浅蓝色的狐狸领，我正穿着它。他们已经把梯子挪开了，所以，乘务员就把我的行李扔进过道里，又把我抱起来，推进飞机里。

当我到了阿马里洛时，他们来接我到医院去。他们常常是一次让一人进去见比尔。当临到我见他的时候，他们预先告诉我他的样子很难看，若我觉得恶心的话，就让他们知道。他们让我穿上鞋子和外袍。我们进去，他躺在台上，那些机器和管子都插在他身上；他身上盖着被单。我进去时，感到很怪，我想：“你根本不会感到恶心，你只是无法从我们的生活中越过去。”我站在那里呆呆地看着他几分钟，只感到头昏昏沉沉的。我不知道要做什么；说实在话，我想我是麻木了。护士进来，把我扶出去。我进到候诊室，几乎呼吸不了，经历了一段可怕的时刻。我默然无语、愣愣地坐在那里，完全惊呆了。

我在阿马里洛住了几天；他的情况相当糟，那晚是平安夜。他靠着机器维持生命，医生早已告诉比利·保罗，是这些机器维持着他的生命。我知道在那里我不能为比尔做什么，所以，我决定该是我回家见家人的时候了。

我乘坐的是最后一架飞机。天正下着雪，刮着风，吼叫着。我从圣路易斯打电话回去时，他已经走了。

我认为从那时起我的生命一直不好。你失去了……我不知道如何解释……他走了。永远不再像以前那样好了。妈妈和比尔是我的支柱。妈妈死时，我已经被压垮了，但我们还有比尔。接着，比尔也走了，瞧，这简直就是我们这个家庭的结束。我努力举办过几次家庭团聚。唐尼还活着的时候，我们聚在一起过得很愉快；但家里最亲近的人已经不在了。后来，耶西生病了，渐渐地不行了。不是我们没有彼此相爱，而是我们没有彼此明白。家庭不再是个家庭了。亨利死了。现在，他们都死了。

当你提起你是从伯兰罕堂来的，有人就会说：“那是什么？”我告诉他们那是我哥哥的教堂。于是，他们上因特网搜索一下，就发现它被称为“异教”。但我认为知道我的人（不是说我是个好榜样），都知道我是个友善的人，我并没有做古怪的事（你知道，人们对异端是如何看待的），这点可能会对了解事因有一点点的帮助。

我一生只去伯兰罕堂。现在，我孩子给我一个MP3播放机，我有比尔的全部讲道信息听。我没有去教堂，但就我而论，我永远不会离开教会。我把我的信心放在神上，这是我最要紧的事。

你不会相信神的先知会藉着像我们这样的家庭而临到。我们不是坏人，只是一穷二白的人。就我所知，我们没有一个得到高中文凭。我心里猜想，神差比尔给我们，比尔实际上是他的代表，拥有他的灵。或许我不该说代表，但我知道神在比尔里面。这点是决不会错的，我会为这点辨护，直到我死的那一天。